一想起要睡觉就恨不得多磨蹭几个钟头。一想起要减肥就恨不得多吃几口。一想起要毕业就恨不得每天都在学校多待几分钟。一想起要分手就恨不得把指甲抓进谁膊头。可是一想起要是我没想起这一切，大概也不必为遗憾逗留。

大概有一天，我们会又怕又兴奋地讨论世界末日，就好像坐在南极的冰盖上谈论利比亚的夏天，明白它大概是存在的，却总觉得不会发生在眼前。

幼儿园的时候，和我最要好的小男生姓宋。某晚一家人回家，他爸爸拿自行车载着他。前面有辆装满钢筋的卡车，也不知道是卡车刹车还是退后，自行车就这么撞了上去，他爸爸没事，坐在爸爸前面的他刚送上手术台就死掉了。一个星期之后再见到他那心力交瘁的妈妈，我已经认不出那张脸了。

那时候我并不晓得什么是死，只是隐约觉得我那小男朋友再也不会来幼儿园和我玩那整箱的玩具车了。他最喜欢的是一辆带云梯的红色消防车，还常常学着提示音说着『倒车请注意—倒车请注意。』大概是他正在换牙说话漏风，我总是听错成『吊车请注意－吊车请注意』，还心想哪里来的吊车。直到秋天升班，我才恍然大悟是我耳钝。

我还总喜欢和他玩警匪游戏。我是警，他是匪。我拿着积木当手枪，并要求他在被我击毙前的一刻一定要『啊』一声再倒地，以示我的英勇神武。而且一定要在我说可以活过来的时候他才能睁开眼睛，否则就算犯规。有时候我们跑到有几棵巨大桑树的人造小山上去演追捕戏，跑得累了，便坐在一起吃刚掉下来的桑葚，他还自告奋勇地要拿那果汁当血，好死得更逼真。结果他的牙全被染成紫红色，幼儿园的阿姨给他漱了一下午也无济于事。他自己倒是觉得好玩，咧着嘴笑个不停。

可是最后那晚上，那辆卡车没有告诉他『倒车请注意』。我也没有跑到手术台前跟他说『好了，你可以活过来了。我们去吃桑葚吧』。两个星期后我生病去医院打针，听到和我们两家都相熟的医生跟我娘说当时他内脏破掉了，吐了好多血。我想起他染成紫红色的牙齿和那些被雨水打掉在地上隔了夜的桑葚留在地上的大片深色斑点。并没觉得悲伤或恐惧，现在想来，那时候的我尚未知道什么是悲伤与恐惧，只是记得刚刚打了青霉素的屁股酸酸的，本来就发炎的喉咙也酸酸的，于是鼻子也酸酸的，酸得像我们一起偷摘过的幼儿园里那株葡萄藤上刚刚结起来的小指盖那么大的果实一样，让人一颤。

事实上，在他那事故的一年多前，大约五岁的我也患过恶疾，最后虽被科研式地治好了，当时的情况也是十分危殆。我很清楚的记得躺在手术台上看到晕眩的灯光和只有眼睛的医生护士。那个时候却丝毫没有感觉过死亡的存在，也没有不安。

倒是他的离世让我觉得第一次和死亡打了个照面。我用味觉记住的一面。

前些天深夜在朋友家闲谈，她问我是否害怕末世。我躺在地板上，试着幻想着那一片白色坍塌下来。却记起那天早晨我和他站在葡萄藤下面，数着一二三，一齐把那酸涩得令人牙关打颤的果子放进嘴里。咬破葡萄的那刻两个人都是握着拳头眉头紧锁，可是谁也没有吐出来反倒是努力地咽了下去。回过神来的时候我俩一同指着对方大笑起来，又再去寻找新的游戏了。

到底是『要是我旁边有你。谁害怕世界末日。跟你天堂接吻。还是与你跌落十八层』

还是『除非你是我。才可与我常在』？

逻辑和道理多数时候是用来自我反驳，打败自己却比安慰自己容易。不能在人生里横冲直撞的人才会幻想战无不胜。

我们都犯了同一个毛病，还没弄清楚对手就擅自决定了输赢。

再美味的假设，滋味太多对舌头也是种折磨。

星期一总是像被诅咒了一样又痴呆又失忆。

早上把移动硬盘拿出来放在包包旁边就是不记得塞进去。下午从studio出来才想起把电话留在了桌上。折回去拿又错过了公车。去超市又买漏东西。刚刚脑袋一放空就把一大杯冰冻的苏打水打翻了一桌一腿。整个人就像被泼了硫酸一样骤然醒过来。好过瘾。

在脸书上和朋友才讲了两句话就被问为何心情差。鬼知道白天那阵我的表情有多可怕。

上课前突然醒起有两卷胶片该冲。揣在兜里怎么都记不起拍的是什么。从冲印店出来被久违的太阳一晃又再想起那天P城冷得像冻库的山顶。

2011感觉才开始了一两天却已经第三个月都过了四分之一。

那天在朋友家四个人一起订好了五月去纽约参加creative week的机票兴奋得就好像明天便出发。

过去在帝国大厦下面来回兜圈的夏天是回不去的。可是情怀承受得起风化。